诸葛亮高瞻远瞩的背后，是不得不提的识人法则

公元207年冬至208年春，刘关张兄弟“三顾茅庐”，终于请得诸葛孔明出山相助。在往后很长的岁月，直至今日，这都无疑为一段值得传颂的千古佳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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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隆中对》作为战略规划的“千古名对”，一直家喻户晓、流传至今。诸葛亮“未出茅庐，而三分天下”，可见其功力之深厚。

相比起未雨绸缪的“预知”能力，诸葛亮的识人用人能力也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蜀汉早期的“五虎上将”盛极一时，哪怕是被后世诟病最多的马谡，诸葛亮也早知其性情，更别说在他的《出师表》中，早已为后主找齐了所有能够辅佐蜀国的将才。

这样的人，如同吕布，哪怕有稀世之本领，只有远离之，你才能安全。
而只有在确保你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，你与人合作的决策行动才是有价值和生产力的。

看人首先要“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”，其意义就在这里。

“变”指的是应变能力。要认识一个人一定要与他多说话，将他逼到词穷的地步，看他如何应对。

诸葛亮认为能言善辩者一定头脑灵活，思维敏捷。内心有坚持的人，辞辩虽繁，但万变不离其宗。而没有底线的小人，虽然说话五花八门，但是言之无物，空洞乏味。

考查一个人的见识格局有多大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面对问题所能提供的解决之道。

“识”指的是见识。临事对策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见识水平。一个人即使心地再好，品格再高，如果不会做事，终究不过是个对社会无害的人。

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，一定是能够为改善社会、改善身边环境出谋划策的人。

但我们又应该仔细鉴别哪些人真正是见识不凡，哪些人却只是纸上谈兵。

一个人实际历练多了，提出的意见容易切中要害，就叫见识不凡；如果只是书呆子，他们的想法虽然天马行空，但百无一用，那都只是纸上谈兵。

在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人人都可以站出来说自己是勇夫；但是，当真遇到麻烦，许多人又会“沉默是金”，这是社会常态。

生活中的他们未必都是沉默者，但真需要他们勇敢时，却又不敢当仁不让。

所以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“勇”，绝不是让他在“风和日丽”之下吹牛说自己多么勇敢，而是直接让其置身当下困境，看他作何反应。

只有在当下困境中仍然能表现出勇敢行为的，才算是真正的勇。我们常说患难见真情，其实患难也能见“真勇”。

“性”者本性也，意思是让其喝醉，考察其酒后的言行举止，考察其品质和本性。

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，关羽“温酒斩华雄”，宋太祖“杯酒释兵权”，都充满着英雄的豪气与智慧。酒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历有“无酒不成礼仪”，“无酒不成宴席”之说。而在酒后，又往往是丑恶、腐败滋生的温床。

如果一个人喝醉酒之后，性情与平常相比，发生巨大转变，那就说明这个人平时带的“面具”极深，需要慎交。

倘若酒后行为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表现相差不多，往往说明这个人平时就是活得坦率、真实的人。这种人也是比较安全，值得交往的人。

 “廉”即廉洁、廉正，意思是放之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，考察其是否廉洁奉公，刚正不阿。

古人曰：“公生廉，廉生威”，只有一心为公，一心为民的人才能做到清正廉洁，一身正气。

面对利，通常有两种态度，一种是见利而忘义，另一种是见利仍然义字当先。

正如《孟子》有云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

一个人是属于前者，还是后者，只需要“临之以利”，即可晓其答案。那么此人的廉洁与否便也就清楚了。

要考查一个人的信用程度，就是委托对方为自己办一件事情，然后在这件事上来观察其言行举止，就是俗话说的看他“靠不靠谱”。

“靠谱”的人，无非十五字：件件有着落，事事有回音，凡事有交代。

在拜托对方办事时，还可以由此观察对方是否能如约办到。

晁说之有名言：“不信不立，不诚不行。”一个人能否在社会立稳脚跟，就看他能否信守诺言。

如果一个人答应对方的事办不到，他会诚意向人道歉，有时甚至会推荐能办好事的人。虽然此时他失信了，但反而彰显出他的品质。

相反，要是事情没办成，还有各种冠冕堂皇之词，为自己开脱，那么此便为信不足之人，慎交！

世道在变，环境在变，人心在变，但人性却千古不变。